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太平之后必然天下大乱，大乱之后，天下必然又复归太平。现在大乱之后不久，国家已走上太平之运。要想国泰民安，只有任用贤才。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我又不可能全部知道，这样日复一日，是不可能得到人才的。现在我下令让人才自我推荐，你们看怎么样呢？”魏徵回答说：“了解别人的人聪明，了解自己的人明智。了解别人很不容易，了解自己就更为艰难。并且愚昧无知的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时常打击比自己有才能的人。陛下要人自荐，恐怕会助长世人攀比竞争的不良风气，我认为陛下不可这样做。”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曰为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焕乎之美。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岂惟生之于曩代，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逢、比干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

贞观十四年，魏徵上书唐太宗，奏书如此写道为我听说，了解孩子的莫若父亲，了解臣子的莫若君主。父亲不能了解自己的孩子，就无法使家庭和睦；君主不能了解自己的臣子，就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太平安定，是国君之大幸，是国君任用忠良俊义之才辅佐的结果，如此这般，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能名留史册，他们都有知人之明，使贤才充盈朝廷。舜派八凯管理农耕，制定历法，让八元散布教化，使国家内外归顺，建立了赫赫功业。周公、召公辅佐周成王成就一代帝业，美名万古传扬。难道唐、虞时设置的掌管四岳诸侯的官吏、舜任用管理天下之事的九官五臣、周武王的十个得力臣子都只是古代的美谈，现在再也不会出现那样的美政了吗？其实这和陛下对贤才求与不求、用人好与不好有关。为什么这样说呢？像那些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牛大象、大宛的宝马、西夷国的獒，它们不是没有手足，就是无情之物，出产在蛮荒的地方，离这里有万里之遥，但是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地把这些东西带进来，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里的人喜好它们罢了。况且做官的人有着君主授予他们的荣耀，享受君主赐予的俸禄，君主用道义统领他们，他们怎么会不尽职尽责呢？我认为如果大臣孝顺，那么就可以把他们当作被孔子、孟子赞扬过的著名孝子曾参、子骞那样的臣子加以重用；如果大臣忠诚，就可以把他们视作为夏桀忠谏而死的关龙逢和向商纣王以死相谏的比干那样的臣子而加以提拔；如果大臣讲信义，就可以将他们当作今日的展禽、尾声；如果大臣廉洁，就可以把他们当作伯夷、叔齐。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

然而今天的群臣，很少有洁身自好、才能出众的人，恐怕是因为朝廷求贤之心不急切，没有鼓励劝勉的缘故。如果用公正忠诚去要求他们，用建功立业去激励他们，让他们各尽其职，各安其位。处高位则看其举荐的人，富者则看其养育之人，闲居的人看其所好，学习的人看他的言语，穷困者看其气节，卑贱者看其德行。量才录用，观察他们的言行，任人唯贤，发挥他们的长处，克服他们的短处。用“六正”去勉励他们，用“六邪”去警戒他们，就会不需严厉而使他们自己振奋，不加劝勉而使他们自己努力。

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甚嘉纳之。

因此，汉代刘向在《说苑》中写道：“臣子的行为，表现为六正六邪。实行六正则臣子光荣，犯了六邪之罪则臣子耻辱。什么是六正呢？一是有先见之明，在事情未发生之前，臣子能够预见到事物的存亡得失，使君主免于祸患，永保显贵，这样的臣子，是圣臣。二是虚心进谏，劝告君主实行礼义，帮助君主成就善事，避免君主有过失，这样的臣子，是良臣。三是废寝忘食，兢兢业业，不断为朝廷举荐贤才，用古代圣王为楷模勉励君主，使他励精图治，这样的臣子，是忠臣。四是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断绝祸患产生的根源，转危为安，使君主整日无忧，这样的臣子，是智臣。五是奉公守法，不收贿赂，谦让节制，生活节俭，这样的臣子，是贞臣。六是国家混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面指出君主的过错，这样的臣子，是直臣。这就是六正。那么六邪是什么呢？一是贪得无厌，不务正业，苟且偷生，没有立场，这样的臣子，是具臣。二是认为君主说的话都是好的，君主的行为都是对的，只会阿谀逢迎，讨主子欢心，助长君主的逸乐，不顾其严重后果，这样的臣子，是谀臣。三是内心阴险，外表拘谨，巧言令色，嫉贤妒能，要想提拔谁，就只说好的，隐瞒过失；要想排挤谁，就夸大他的缺点，掩盖他的优点，致使君王赏罚不当，下达的命令又不被执行，这样的臣子，是奸臣。四是凭着自己的机巧辩才，掩过是非，对内离间骨肉之情，对外制造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是谗臣。五是专权霸道，不可一世，私结友党，聚敛财富，伪造君主的诏令，以显贵自居，这样的臣子，是贼臣。六是用歪门邪道迷惑君主，陷害君主于不仁不义之境，蒙蔽君主，使他不辨是非黑白，因作恶而臭名昭彰，这样的臣子，是亡国之臣。这就是六邪。如果贤臣有六正的贤德，避免六邪的做法，那么朝廷就会安宁，国家也会太平。生为百姓造福，死后被人追忆思念，这就是为臣之道。”此外，《礼记》说：“秤不会有轻重的差错，绳子不会产生曲直的错误，规矩不会不辨方圆。君主要以礼为范，不可用奸诈的方法诬陷别人。”可见臣子尽忠与否，其实不难辨别。如果朝廷能够对他们以礼相待，用法来约束，行善的能够加以褒奖，作恶的能够处以刑罚，他们怎么会不尽力呢？

朝廷想要提携忠正善良的大臣，贬斥不贤之臣，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落实呢？是因为只说不做。表面上行公道，实际上行为不端。水混乱不堪，好坏难以辨别。您自己喜欢的人即使有罪，也不会使之受到处罚；您不喜欢的人即使清白无辜，总会有罪名落到他的头上。这就是爱他就会使他存活，恨他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或者因为小小的过失而忘记其巨大的功劳，因小小的缺点而忽略其良好的品行，所以君主不可以奖赏无功之人，君主的刑罚不可以漏掉有罪之人。赏赐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善行，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惩治恶迹，从而希望臣子明白正邪忠奸。如果赏赐时不遗漏疏远的臣子，处罚时不庇护亲近的人，做到公平仁义、实事求是，那么邪恶就会无处藏身，善恶自然也泾渭分明。崇尚质实，不慕虚华，观察官员是否仁厚，不到一个月就会清清楚楚。那些不诚实的臣子，他们的大公无私只表现在言语上而不落实在行动上，这样的官员是不会为民着想的。您如果喜欢臣子，就对他们的缺点视而不见，厌恶他们就认为他们一无是处，凭个人喜好去亲近奸邪的臣子，背离公正之道而疏远忠臣良将，一旦如此，即使夜以继日地为政务操劳，对治国仍于事无补。

看过奏书后，唐太宗欣然接受了。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宫加授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房玄龄当时留守在京城任职。有个官员从京城来，唐太宗问他：“房玄龄听说李纬出任尚书之后，有什么意见呢？”那个官员回答：“只听到房玄龄说李纬很喜欢留胡子，再没有其他评语。”唐太宗听后，便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