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培养和选拔精通儒经的人才，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开创太学以培养贤士，他说，乎日不养士而想要求贤，就好像不雕刻玉而要求玉有文采一样，那是办不到的。所以他说培养人才没有比办好太学更为重要的了，太学是贤士所由出，教化的本源。他建议汉武帝兴办太学，聘请高明的教师来教养天下的人才，常考核他们，发展他们的才能，那么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公元前年下诏在京师长安正式设立了太学，以儒经博士为学官——专职教授，招收弟子名，授以儒经，为国家培养官吏。这便是汉代正式成立太学之始。商周时代我国虽然已有了大学的初步形式，但严格地说，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最高学府，却是从汉武帝时创立的太学开始的。所以由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设立太学的举动，在中国教育史乃至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汉代太学与欧洲的雅典大学、亚历山大里亚大学等同处于最古老的地位。

然而设太学以培养人才，周期较长，且人数有限，因此董仲舒又提出了“选士”办法，即建议各级官员重视发现、推荐和选拔社会上既有的人才，并建议各级官员所选拔的人才如属贤才则有赏，所选的人才如不肖则有罚。而且董仲舒还注意到在实践中考察人才的贤德与才能，主张度量了才能再给他们以官职，考察了德行再来给他们以职位，反对凭资历、熬年头、论资排辈，不要以日月的积累计功，这也是很有价值的思想。由于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双管齐下，故能遍得天下之贤才。这种培养与选拔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同步前进的思想，不仅对封建时代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影响，对今天我们改革教育、培养和选拔人才也是有启发的。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的传统，非常重视国家的教民事业，他认为王者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德治和教化。他说，教化没有建立就不能把人民纳入正道。老百姓追求利益的趋向如同水向下流一样，不用教化当作堤防的话，是不能停止的。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这是堤防完好的证明。教化废止而奸邪出现，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堤防坏了的证明。所以古时王者明白这个道理，在他们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建立大学，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用仁德来教育人民，用道义来感化人民，用礼节来调节人民，因而刑罚虽轻而人民没有违犯禁令的，这是由于施行教化造成的良风美俗的原因啊！他还说，现在的郡县令，就是人民的老师和领导，是派他们禀承风旨来宣传教化的，如果这些地方官的教化工作没有做好，那么君主的仁德就不能宣扬，君主的恩惠就不能达到民间。由此可见，董仲舒十分重视教化工作，把教化民众的任务当作各级行政官员的重要职责。在封建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可能享受学校教育的，他们只能受到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教化与陶冶，也就是只能接受官方“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及仁、义、礼、智、信）的宣传与教化。汉代的各级地方官，特别是作为乡官的“三老”等都是在民间对劳动群众进行教化的，目的是使民众不犯上作乱而成为良民。这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务以德化民”在汉代文教政策上的实施情况。

总之，董仲舒的“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的思想，奠定了汉武帝文教政策的基础，这不仅对汉代，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各个王朝的文教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善一、常一、专一

董仲舒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非常重视独立思考，注意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自己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注意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地探求学问。东汉时的王充就说过：“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他这种“专精一思”的精神，令人敬佩。

董仲舒曾提出过“善一”、“常一”和“专一”的学习要求。

所谓“善一”，就是要求专精于一，要有所专长。他说，一个人不善于一，没有获得某种专长，就不能立身，得不到社会的承认。

所谓“常一”，就是要求始终如一地努力学习一种学问。他认为人人都可以学习，但只有坚持不懈地学习一种学问，才能获得显著成效。他曾引用过《诗经》和《尚书》中的话，提醒人们注意：“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努力呀！努力呀！”以此激励人们永远努力学习，不断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