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派与洋务派的教育观点的分歧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派苦心经营了数十年旨在富国强兵的事业，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总结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变革途径，已是当时人们普遍面临的严峻课题。改良主义者在教育领域内也面临着同样的课题。他们在反思历史经验、分析洋务教育利弊得失时，不可避免地与洋务派发生思想交锋。实际上，改良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洋务教育的实践，来验证和深化了自己在教育问题上的认识的。

年，一向热心扶持康梁变法的维新派官员李端，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批评洋务教育有五个方面的未尽之处：其一，洋务学堂“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其二，格致制造诸学，非终生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而诸馆除湖北自强学堂外，皆为“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三，格致制造诸学，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而诸馆未备图器，未遣游历，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其四，科举利禄之途尚通，率以帖括引士子谋取富贵，诸馆所教既非科举帖括之学，无以谋取功名富贵，故虽欲向学，也无出路。其五，巨厦非一木能支，横流非独柱能砥，今天下之大，事变之亟，必求多士，而十八行省只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且功课不精，成就无几，于治天下之才万不足一。

据罗悖《京师大学堂成立论》及金桂荪《李端传略》称，李氏署名的《请推广学校折》出自梁启超的手笔。因此，李端所列洋务教育的五点不足，实际反映了维新派人士与洋务派办学思想的主要分歧。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的另外两个主张，最能体现维新派与洋务派教育观点的本质性不同，这就是：普及教育和如何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建议。

洋务教育旨在造就少数的专用人材，而无意建立普及教育的近代化国民教育体制。李端已在上述奏本中指出了洋务教育的这一未尽之处，并提出：“育才之法，匪限于一途；作人之法，当遍于率士”。他进而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增广功课，变通章程，远得三代庠序之意，近采西人厂院之长。作为辅助手段而可“与学相须而成者”，他又列出：设藏书楼，以广读书之便益；设仪器院，以籍格致实学之试验；开译书局，以广集西书；广立报馆，以知古通今，遍知时务；选派游历，以期大成。李氏的上述系统建议，已远远超出了洋务教育的范围。

梁启超在为李端起草上述奏本的当年，他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再次阐述这类观点，指责洋务教育是“离乎中国，而未合于夷狄”，并分析洋务教育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他主张“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建立一个充分借鉴西洋教育长处的中国式的近代教育体制。为此，他建议认真研究西洋学校之等差、名号、章程、功课，并推荐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七国新学备要》、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认为这是了解西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必读书。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海外，周游日、美诸国，进一步接触了先进的资产阶级人文思想，并深入考察了日本、美国等国的教育制度，他的上述思想又有发展。年，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谈到洋务教育失败的原因，将其归咎于偏重兵学、艺学，完全忽视了西方的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即使学成，于国民之全部也无甚大益。他认为：日本维新变法的成功，就在于广泛地学习了西方的政治学、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这些学问“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此后，梁启超从广开学校的一般观点发展成为建立国民教育体制、普及义务教育的系统主张。他在年的《新民说》中，倡言“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之涵义在于提高民德、民智、民力，使中国人民首先取得“一国国民之资格”，然后方可以进而谋求国家之富强。同年，他在游历美国后撰写的《新大陆游记》中，再次强调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当务之急是发展和普及国民教育。

显然，究竟以培养专门人材为急务，还是以广开学校、普及国民义务教育为急务，反映了洋务教育与改良主义教育的根本分歧。在这一点上，康有为年的《请开学校折》、梁启超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以及严复早在年就已发表的《原强》，可视为维新派人士阐述国民教育思想的典型性文献。

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也是洋务教育与改良主义教育区分的要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洋务派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虽然积极创办各类洋务学堂，但他们深信；西方学术的长处主要在天文、算学、格致及军事技术、制械技术方面，而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哲学、经史诸学则是最为完美的。因此，经几乎所有的洋务学堂都将中国传统的伦理学说及经史学问置于课程的首位，而西学的课程则基本限于外语及自然科技的范围，虽然一部分学堂开设了“万国公法”的课程，也并非根据外国法律比中国法律更为完善的理由，而是因为了解国际惯例，知彼知己，“不难以矛攻盾，或可稍免俯张”同治九年三月初三日，总办机器制造局冯、郑上督抚宪禀）。惟湖北自强学堂尚称“商务关富强之大计”，于方言、格致、算学之外，另设商务一门。此后学堂又称“通殊方之学，察邻国之政”，其西学所涵的内容已不限于西艺一节。年，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主张会通中西学术、广译西书，并称：“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所列的西政内容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他提倡新旧兼学、政艺兼学；提出广立学堂、设立学制、变革科举等主张，已将洋务派数十年办学的思想加以发展，与前述康、梁等人的主张也已十分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