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客的身分地位历史记载不明确。品官占有衣食客的数量多至三人，少则一人，不仅绝对数比佃客少得多，而且从西晋到东晋一直没有增加，这反映出衣食客的需要量很少。衣食客往往和佃客、典计等相提并论，说明他们既不同于从事耕作的佃客，也不同于管理家务的典计，可能是一种由主人供给衣食办理杂事的随从。他们虽然不是直接生产者，但要听主人的差遣，并且只能注籍于主人的户籍上，不得独立为户，因而对主人也有依附关系。

士家

魏晋时期，兵士及其家庭称为士家。亦称兵户。汉初实行编户征兵制。后来，从流民或贫苦农民中招募来的士兵数量日益增加。征、募士兵的家属仍旧是一般的编户齐民。东汉末年，战争频繁，各割据军事集团加强对士兵的控制，把他们的家属集中起来，和士兵一起另行编定户籍，称为士家。汉献帝建安十年（），曹操平定冀州后，把大批士兵家属迁至邺城附近。到曹丕称帝移都洛阳时，居邺的士家已超过十万户，魏文帝曹丕又计划将他们迁于洛阳及其附近。控制士家，是为了保证兵源，防止将士叛乱，强化政府对于割据势力的控制，将本来属于私家的部曲夺取到政府手中。因此，魏晋时期士家不准改行转业；婚配只能限于同类，不准与平民通婚；士逃亡，家属要受严酷的惩罚；士家的子女称为“士息”、“士女”，兄终弟及，父死子承，世代为兵。士家未征召入伍时从事屯田，称为田兵。具有兵家、屯田客双重身份，受双重剥削和奴役，他们的社会地位略高于奴婢而低于平民。士家制度是一种人身依附性较强的世兵制度。

此制的建立，保证官府拥有足够的人力来从事战争和耕田，对结束东汉末群雄割据，形成三国鼎立和西晋统一的政治局面都起过一定作用。但是，士家制度的严酷及其对士兵压迫的残暴扼杀了士家当兵作战的积极性，逃亡自杀经常发生。巴郡“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曹操死后，洛阳发生兵士大骚动，甚至有的地区爆发士兵武装起义，士兵主要来源的士家制日益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因此西晋以后，召募流民和从编户中征兵逐步增加，放免兵户，解除士籍的记载在东晋以后越来越多，来源于士家的兵士比重在下降。

南北朝时期的军户、府户和营户，名称虽异，性质和士家相同。隋唐之际，兵民合籍的府兵制广为推行后，世兵制又为编户征兵制所代替，特殊身份的士家不再存在。

寒人

东晋南北朝的一个社会阶层，往往与士族对举。东汉末首先出现寒门一词，西晋广泛使用。寒，即官位低微之意，寒门大体和孤门、单家的身份相近，和大姓、冠族相对而言。他们宗族弱小，社会政治力量单薄，得不到把持乡议的大姓、冠族的品第、推荐，往往仕进困顿，沉滞下位。东晋刘毅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便是这一差别的反映。不过这时无论士庶，只要家族在。一段时期中仕宦不达，都可被称寒门。

寒人作为一个阶层，是东晋以后随着门阀制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他们属于地主阶级，有的在经济上还很富裕，但没有士族那样的豁免兵役、徭役的特权；在中正品第中只能得下品，一般充任低级官吏、武官、浊官；不能与士族通婚、交往，所以有“士庶天隔”之说。

进入南朝，土族靠拥有大量庄园而沉于享乐，精神腐朽，菲薄吏治又不乐武事，虽把持高位却脱离实际政务。而江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寒门的地位。寒人的代表人物或由军勋升迁，或由长于案牍见拔，表现了治国的才干。南齐武帝曾说：“学士辈（士族）不堪经国，惟大读书耳。一刘系宗（寒人）足矣。”寒人之中有的致位将帅，任专方面。有的受到皇帝的宠信，出任宗室诸王镇将的典签，实际上掌握上军府、州郡的权柄。皇帝利用他们监视诸王的行动，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中央政权中，寒人充当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参预机密，出纳王命，权势更加显赫。梁代朱异由中书通事舍人历任显职，居权要三十余年，凡“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权势最盛。但是，寒人的社会地位毕竟不高，他们力图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贿赂官吏，将户籍改成土族。在北朝，寒人与士族的对立不如东晋南朝显著，而且由于鲜卑贵族的存在，他们一般没有机会享有南朝那样的大权。到南北朝后期，门阀制度逐渐瓦解，寒人力量进一步壮大，与士族界限基本泯灭，寒人的称呼也从历史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