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

孔先生所算定的了凡先生今生不能得取功名，命中注定也没有儿子，这是过去世中所造之业的结果，这是天作之孽。但天命算定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是可以挽回的。儒家思想认为人应该做他该做的事，也就是由于在道德上认为是正确的事便去做了，并非出于道德强制之外的考虑。孟子主张“性善”，人性中有种种善的成分，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提出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并认为“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所以说应当多做善事，发挥本性。并且不求人知，为自己造福，“善欲人见，不是真善”，若为名利而行善，则又落于执着，这也是人的修养的体现。古代真正有大德的贤能，往往能隐居深山，韬光养晦，机缘成熟之时，则能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三国时诸葛亮虽高卧隆中，却能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辅佑蜀国。梁朝陶弘景虽身处方外，却被誉为“山中宰相”，俨然朝廷决策人物。

自己使得自我的德性得以扩充，一生多造善业，自己所造的福德哪有自己不享受的道理？中国自古就有善恶因果报应之说，如《易经》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佛教传入后，业的思想与因果报应观念相结合而被视作一种业力，这种业力连接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这是一种因果通三世的思想，“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生事，今生作者是。”

对于因果，佛家的解释是：“因者能生，果者所生，有因则必有果，有果则必有因。是谓因果之理。”佛经中还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明因识果，故而能预先断除恶因，如此能消灭罪障，功德圆满最终成佛；而众生却常作恶因，无所顾忌，恶因既种，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思量免去恶果，这就好比人立于烈日之下，已是无处避逃，却想方设法使自己没有影子，这终究是徒劳无功的。

“《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汝信得及否？”余信其言，拜而受教。

常：指万物运动与变化中的不变之律则。《老子》一章：“道可道，非常道。”《荀子·天论》：“天行有常。”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乐于做好事的人家，必定会得到许多幸福，喜庆有余。《易·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信得及：能够相信。

“《易》为君子谋划，要谋求安利，避开灾难；如果说上天注定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那吉利怎么能谋求，灾难又怎么能避开呢？《易》的开章第一义就说：‘积累善行的家族，一定会有许多福报。’你相信吗？”我相信他说的话，下拜而受教。

【点评】

《易经》是君子立命所依托的典籍，书中教人趋吉避凶，这说明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如果说天命是恒常不变的，那又如何去趋向于吉祥，如何回避掉凶险？云谷禅师的开导增强了了凡先生的信心。

这里，云谷禅师使用了一种善巧的方法，即以了凡先生所信奉的《周易》的道理，来引导他逐渐领悟命运可以改变、命运在我手中的道理。《周易》是古代君子安身立命所依托的圣典，它最大的功用就是趋吉避凶。如果说人的命运早已天定，无可更改，人在命运面前全然被动，无能为力，那么《周易》一书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呢？书中言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仅此一句，便足以作为改变命数的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善恶报应，是和祖先家族的兴衰福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严格说来，与佛法中自作自受的因果业报观念有一定的区别。但就善恶有报这一点来说是相通的，因此，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化导众生改过迁善、改造命运、得到幸福的方便法门。了凡先生本就是一个善根深厚的人，他一听之下，必然内心隐然有所领悟，觉察到自己过往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存在着很大的偏颇，因此心悦诚服地对云谷禅师“拜而受教”。

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发露：揭露，一丝一毫都不隐瞒，完全说出自己所犯过失。《天台四教仪》曰：“一切随意发露，更不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