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有大钟曰景钟”正是依据魏汉津“以皇帝身为度”之法而铸造

至于“有大钟曰景钟”，正是依据魏汉津“以皇帝身为度”之法而铸造的景钟，高九尺，以应九九之数；垂则为钟，仰则为鼎。景钟为大晟乐之祖，为全国音高定调。刘昺《大晟乐书》的“八论”中有关于景钟的专门论述：“黄钟者，乐所自出。而景钟又黄钟之本，故为乐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自斋宫诣坛则击之，以召至阳之气。既至，声阕，众乐乃作。……音韵清越，拱以九龙，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环以四清声钟、磬、镈钟、特磬，以为臣围；编钟、编磬，以为民围。内设宝钟球玉，外为龙虡凤琴。”景钟是整个乐队中的君主，地位独一无二。

三更，驾诣郊坛行礼其。有三重墙工。驾出青城，南行，曲尺西去，约一里许，乃坛也用。入外东门，至第二里，面南设一大幕次，谓之“大次”本。更换祭服令：平天冠（二十四旒），青衮龙服，中单，朱舄，纯玉佩北。二中贵扶侍，行至坛前。坛下又有一小幕殿到，谓之“小次”有，内有御座。

其郊坛：古代为祭祀所筑的土坛，设在南郊。北宋南郊圜丘坛位于东京城南薰门外。

工三重（wēi）墙：墙是古代祭坛四周的矮墙，不仅起着保护祭坛的作用，而且具有礼仪功能，用以区分不同身份的人。文献记载显示，北宋初期的圜丘坛，坛外“三”并不完善。仁宗天圣六年（1028）判太常寺孙奭以“皇地祇等十八坛皆有外，而南郊独无，樵牧之人径至坛下，有渎严恭”，礼图中坛设三，因而“请筑外，仍于外筑短垣，四面各置棂星门。俟皇帝亲郊，则以青绳柱表其三，以合郊丘之制”，朝廷这才开始营建外（《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天圣六年》）。但是直到神宗元丰初年，“有司乃以青绳代内”。元丰年间（1078—1085），宋朝郊祀之礼出现重大变革，由“天地合祭于圜丘”改为罢合祀，南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实际上因神宗去世，并未执行）。在历时数年的礼制讨论中，确定“除去青绳，如仪注为三”（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四》），成为三道同心圆形的矮墙，与之间二十五步，约合8米。至徽宗政和三年（1113），礼制局言：“为坛之制，当用阳数，今定为坛三成：……为三，三十六步，亦乾之策也。成与俱三，参天地之数也。”（《宋史·礼志二》）也就是说，孟元老所记“三重墙”之间的间隔，可能应为三十六步，约合11.52米。

用“驾出青城”几句：曲尺，本指木工用来求直角的尺，也指曲尺形的物品，比如唐人白居易《雨夜赠元十八》诗中“把酒循环饮，移床曲尺眠”，就是把两床纵横相接形成的直角称为“曲尺”。此处指道路相交处。据《宋史·礼志三》，“南郊青城至坛所五百一十八步”。唐代以后，工部使用营造尺，一尺等于0．32米，五尺为一步，约合1.6米。青城至郊坛五百一十八步，约合829米，则“曲尺西去约一里许，乃坛也”的记载应很准确。按，皇帝乘舆自青城斋殿诣坛，乐正撞响景钟，“以召至阳之气”，直至皇帝进入大次，景钟方才停止（《宋史·乐志五》及刘昺《大晟乐书》）。

本大次：帝王祭祀、诸侯朝觐时临时休息的大篷帐。次，旅行时停留的处所。《周礼·天官·掌次》：“朝日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设重帟、重案。……诸侯朝觐会同，则张大次、小次。”注：“次，谓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北宋时，祀前三日，仪銮司帅其属下张设大次。据《宋史·礼志二》“南郊坛制”，郊祀时“设皇帝更衣大次于东东门之内道北，南向”，《政和五礼新仪》和《文献通考·郊社考五》等所记相同。孟元老说“入外东门，至第二里”，不知徽宗朝后来是否将大次移至中之内。